郭善堂已届87岁高龄，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我们采访他的时候，这位充满乐观情绪的老人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侃侃而谈，毫无倦色。但是，有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普通战士，在抗日战争时期，竟是打入日寇特务机关内部，长期隐蔽，坚持对敌斗争的无名英雄！
　　
　　（一）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军民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1938年1月8日，山东省莱芜县热血青年郭善堂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山东第4游击支队1团1营3连当兵。在革命部队里，郭善堂表现积极，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个月后，他被调任事务长，并且领到了一枝盒子枪。后调山东鲁中军区供给部任募集队长，因为当时人民政权还没有建立，由募集队动员群众筹集粮款供应部队。
　　一天，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王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长）同郭善堂进行了一次谈话。不久，郭善堂被调到敌工部的敌后武工队，跟随王芳，神出鬼没地活跃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散发宣传品，进行喊话，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打击和瓦解日军、伪军，锄奸除霸，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配合抗日根据地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展开对敌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侵华日军针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日益加紧，形势十分严峻。
　　1941年秋，可谓郭善堂革命生涯的重要时刻。他回忆说：“王芳部长传达军区首长的决定：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动态，搞好反扫荡斗争，稳、准、狠地打击敌人，组织上决定派郭善堂及一些精干的同志，秘密地打入敌军机关内部，长期隐蔽，执行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郭善堂起先听到组织上的这项决定，不是没有顾虑的。他不怕苦，不怕困难，不怕被敌人识破逮捕起来，就怕当了“日本特务”，自己人又不了解，挨骂、受委屈，甚至于遭到误杀。
　　王芳对郭善堂说：“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因为大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不过，你放心！军区罗舜初司令员、周赤萍主任、组织部侯部长和我，都能证明你是党派到敌人那里去的。”
　　郭善堂感到，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与考验，他打消了顾虑，向王芳部长表态说：“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我一定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按照王芳事先的提示，郭善堂辗转来到泰安，找到落脚点，并且通过泰安伪警察局的朋友关系，办妥了“良民证”，取得了在敌占区的合法居留权，从而可以自由地到各处活动了。此时的郭善堂，已不叫郭善堂，而是叫“林洪洲”，这个名字被正式填写在“良民证”上。
　　东都镇是王芳部长的老家，他哥哥王春风在镇上开了一家酒店。按事先约定25天以内的期限，郭善堂来到店里准备同王芳见面汇报。
　　谈到当时的情景，郭善堂对我们说：“我以前没有见过王春风，在酒店见到一个中年男子，他问我：‘你从哪儿来？’我答：‘我从泰安来。’又问：‘有事吗？’回答说：‘没有事。春天来了，来看看你。’对上了联络暗语，王春风知道是自己人，立刻安排他弟弟王芳在一个很隐蔽的地点同我会面。”
　　郭善堂说：“我向王芳部长当面详细汇报了找到落脚点、领到‘良民证’的经过情况，他表示满意，认为达到了第一步的预期目的，同时交代了下一步的任务。王部长说：‘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你要找到一份职业，站稳脚跟，然后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最好是打入敌人的特务机关，取得他们的信任，长期隐蔽下来。小郭！你要同魔鬼打交道，就得把自己也装扮成魔鬼。这戏要天天演，要演得逼真。还要注意严格保密。’”
　　郭善堂领命，悄然返回泰安。
　　
　　（二）
　　
　　泰安有一家商行，是日本陆军退伍军曹浅石开办的，名叫“浅石洋行”。它的主要业务是收购废旧钢铁和农副产品等物资，运回日本，支援它的对外侵略战争。其实，它还是日本的一个特务机关。
　　林洪洲（即郭善堂）通过朋友关系很快在浅石洋行谋得了一个职位。并且，凭借他的智谋与机灵，取得了浅石的信任。
　　一次，浅石同林洪洲谈话，询问八路军的活动情况。随后，林洪洲交给浅石一张旧的济南《大众日报》，浅石如获至宝，一再夸奖他“活动能力强”。实际上，这张报纸是王芳按林洪洲的要求，派人从根据地送来当钓饵的。浅石对林洪洲说：“林先生！你辛苦了，我想提拔你，我打算同你一起去济南见见山田先生。”
　　山田是侵华日军山东部队少将参谋长。他见了浅石和林洪洲，询问了林洪洲一些个人的情况后说：“希望你今后好好学习，更好地为皇军服务。”山田并交给林洪洲一纸箱日用品说：“你拿这些东西到八路军根据地去交朋友吧！”纸箱上还写有几行字：“今派特高人员林洪洲前往各地了解情况，希望大日本皇军予以关照，对所带物品免予检查。”
　　从山田办公室出来，浅石和林洪洲都很高兴。浅石高兴的是，由他推荐的人得到了山田的赏识，成了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部的特工人员；林洪洲高兴的是，他如此顺利地打入了日寇的高级特务机关，今后可以如意地活动了。
　　无独有偶。济南的日本宪兵队山本中校队长也找到林洪洲，对他说：“听我的朋友浅石先生介绍说，你是个很能干的人。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济南（日本）宪兵队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和你所提供的情报。”山本队长交给林洪洲一枝手枪、一本证书，证书写道：“大日本军特高人员林洪洲，持手枪××号。特此证明。”山本还对他说：“你有了这证件，到哪里都可畅通无阻了。”
　　在泰安，林洪洲还由朋友关系引见，拜会了青红帮的首领张润生，正式参加了青红帮。林洪洲认为，这对交结朋友、收集情报、掩护自己，都是有利的。日本特务机关获悉林洪洲已参加青红帮，甚是高兴。因为日特机关原本就要千方百计地钻进青红帮，进而控制它，为己所用。林洪洲加入青红帮，对日特机关来说，正可利用林加强在青红帮中的活动，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林洪洲都及时向王芳作了汇报，得到王芳的批准和赞许。王芳并同意，林洪洲成立自己的特工小组，将侯希仉、李庆亭、韩日生等一直与我党、军区有密切联系的爱国青年纳入“特工小组”一起活动，以增加人手，增强力量。
　　
　　（三）
　　
　　接着，林洪洲给我们讲述了他经历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1942年以后，山东日寇进一步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并在济南建立了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等一批特务机关，专门搜集我抗日根据地的情报，大肆进行破坏活动。
　　当时，林洪洲和他的“特工小组”所处的斗争环境极为复杂，既要给敌人办事情，以取得敌人的信任，又要不损害我党和人民的利益，还要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尤其是敌人的重大军事动向，要不失时机地采取各种方式向上级报告。时间就是胜利。在当时的环境里时刻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险情，要随机应变，见机行事。必要时在敌人面前，要以攻为守，掩护自己。
　　那么多的日本特务机关向林洪洲和他的“特工小组”索要“情报”，他们总是本着上述原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应付裕如。办法之一就是：林洪洲根据王芳的指示精神，把即将公布的事情，提前向日本人透露。例如，1942年根据地军民为战胜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林洪洲将这件事作为战略情报，报告日军山东部队山田参谋长和日特机关南新公馆，他们非常重视。几天以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在济南《大众日报》上一公布，林洪洲立刻又把报纸送交他们，他们更加感到林洪洲的“情报”及时而准确，从而更增加了对林洪洲的信任度。

　　第二件事是，日特机关南新公馆为了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要林洪洲帮助浅石洋行将一批假币运到根据地投放到市场上去。林洪洲感到，这是个棘手的难题：如果拒不执行，必然引起日特机关的怀疑，并且不能阻止敌人的经济破坏活动；如果执行，必将给根据地的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怎么办？林洪洲同他的“特工小组”一商量，终于想出了一个点子。一方面，林洪洲向浅石献策说：“这批假币要是直接运进八路军的根据地去，危险性太大；不如就在边缘地区收购物资时花掉，八路军不会察觉，也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浅石认为很有道理，一口赞成，当即决定按林洪洲的意见办。另一方面，林洪洲派人火速向王芳报告，采取措施，预作防备。
　　当林洪洲同浅石再次见面时，浅石沮丧地告诉林洪洲说：“洋行的人在边缘地区收购物资时，八路军将假币和人统统扣了。”不过，后来日特机关南新公馆仍然表扬林洪洲说，林先生护送假币是有功的，只是浅石洋行的人没有配合好。
　　
　　（四）
　　
　　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心血来潮，要游览中国的名山大川。林洪洲向我们讲述了“陪护”这个日军头目游泰山的故事。
　　1943年春夏间的一天，冈村宁次在济南日军宪兵队山本中校队长的陪同下爬泰山。护送冈村宁次登山的有一小队鬼子兵和两个中队的伪保安队，共200多人。林洪洲和他的“特工小组”负责沿途的侦察和安全工作。他们作了分工：侯希仉、李庆亭带路，沿途设路标，指示前进方向，如发现情况，便将路标箭头倒置，提示大队人马改道行进；林洪洲和马法尊则随同冈村宁次上山，作贴身警卫。
　　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日军头目，这天情绪高涨。他坐在上山的轿子上，不停地左顾右盼，饱览东岳的壮丽景色。林洪洲等人的心里却不是滋味，但只能把对敌人的仇恨埋藏在心底。
　　下山时，林洪洲在回马岭附近发现路标的箭头倒置了过来，立即报告山本和冈村宁次：可能有情况。山本问：“是不是有别的路可以下山？”林洪洲说：“如果改道，要多走好几十里路哩！”看来还是保命要紧，山本和冈村宁次决定，弃轿上马，改道下山。回到驻地，已是午夜时分。冈村宁次和山本惊魂甫定，一天的游兴已全消失，只落得浑身酸痛，满腹饥渴，一腔怨忿。
　　事后，林洪洲问“特工小组”的同伴：“怎么回事？”侯希仉答：“什么事也没有，只是看到那些家伙玩得太高兴，心里有气，开个玩笑，让那些王八羔子多跑点路、多受点急而已。”说着大家都哈哈大笑了。
　　山本也来问林洪洲：“林先生！我们从泰山下来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情况？”林洪洲回答说：“山本队长！他们接到老百姓报告，说前面有七八个穿便衣的人，形迹可疑，还说树林里可能还有游击队埋伏，他们来不及报告，就先把指路标箭头倒过来了。”山本说：“原来是这样。你的队员警惕性高，很好，应该表扬。”
　　林洪洲对我们说：“尽管山本和冈村宁次多跑了路，受了惊吓，却没有埋怨。”他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日特机关和日军头目对我们‘特工小组’是信任的，没有任何怀疑。这对我们长期隐蔽、展开活动，是非常有利的。”
　　
　　（五）
　　
　　军区政治部有个公务员叫刘寿山，原来是大土匪刘黑七的干儿子，在同我八路军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后参军。但是，刘寿山在革命队伍里不思上进，怕苦怕累，羡慕大城市的花花世界，羡慕给日寇当翻译官，终因乱搞男女关系被揭发，开小差逃跑了。王芳给林洪洲指示说：“尽管刘寿山知道我们内部情况不多，但他叛逃，终究是个祸害，如果发现他已投敌，就坚决除掉他。”
　　在泰安街头，在公共场所，林洪洲几次无意间碰到刘寿山，见他同一个伪保安队上校在一起，有时是三四个人。刘寿山在同林洪洲交谈中，吐露了“早就不想跟王芳干了”的真情，并想抓几个八路到日本鬼子面前去邀功领赏。
　　一天，林洪洲正在自己的住地，刘寿山找上门来说：“可把你找到了！听说你就是林洪洲，日本大特务。”来者不善，刘寿山此行是有目的的，他接着对林洪洲说：“不瞒你说，我准备结婚，缺点钱，想请你帮忙，最好是以你的名义和影响力，给各商号发红帖，让他们送些贺礼来。”
　　事实反复证明，刘寿山已经叛变投敌。林洪洲正在思考如何执行王芳部长的指示，除掉这个祸害。他听了刘寿山要他帮忙，灵机一动，办法有了。林洪洲满口答应刘寿山的要求，对他说：“好吧！你备好红帖，交给商会杨之辉会长，请他给你送出去，就说你是日本警备队宾野队长的特务、林洪洲的表弟。多多拜托。”
　　大汶口商会杨之辉会长，带着一大包红帖来见林洪洲，并按林洪洲的意见立即去向宾野队长报告：“有人假借宾野队长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宾野一听，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骂道：“八格牙路！这个坏家伙，胆敢败坏我宾野的名声，赶快把他抓起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刘寿山了。事后了解，刘寿山已经被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警备队长宾野处置了。
　　林洪洲和他的“特工小组”松了一口气，大家见面谈论起这件事时说：“洪洲借宾野之手将刘寿山这个叛徒铲除了。”林洪洲说：“也许这就叫做借刀除奸吧！”
　　
　　（六）
　　
　　身居虎穴的生活有时是惊心动魄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却是终身难忘的。
　　林洪洲还向笔者讲述了当年他和他的“特工小组”如何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取得一次反“扫荡”胜利的经过。
　　1944年的春天，齐鲁大地阴雨连绵。
　　林洪洲接到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部的通知，从大汶口赶到济南。在日军参谋部，中校情报课长对林洪洲说：“参谋部要交给你一项新的任务：查清八路军泰宁地区领导机关的确切位置、兵力部署、活动情况，等等。（日特机关）泺源公馆的高桥大尉先生同你一起去。”
　　情况表明，日寇一次大的“扫荡”可能即将来临，必须将这一不同寻常的重要情况尽快报告王芳部长。
　　为了执行日军参谋部交给的侦察任务，日本特务高桥、大出同林洪洲及其“特工小组”人员侯希仉、韩日生等来到东都镇。这里是王芳的家乡，王芳的哥哥王春风担任副镇长。王春风安排高桥、林洪洲一行住在镇公所后院的小楼上。林洪洲正同高桥、大出在楼上玩扑克牌，王芳悄然来到楼下。林洪洲暗吃一惊，赶紧叫韩日生陪两个日军特务继续在楼上玩牌，自己不动声色地到楼下同王芳部长见面。
　　林洪洲惊讶地对王芳说：“部长！怎么在这里见到了你？”
　　王芳说：“这里是我的老家所在。没有关系，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林洪洲向王芳当面汇报日寇可能要发动一次新的大扫荡的重要情况后，还向王部长报告了他刚了解到的另一件事。
　　原来一个名叫松井的铁路员工，一再表示要弃暗投明，要求参加“反战同盟”，这个伪装积极的日本人，是个潜入抗日根据地的日本间谍。
　　王芳对林洪洲说：“太好了！这些情报都非常重要。”
　　夜深了。楼上扑克游戏刚结束，王芳也已消失在雨夜的黑暗之中。
　　果然，仅仅过了几天，日寇各路兵马，大举出动，还叫大汶口伪镇公所征集了200多民伕。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开始了。
　　我鲁中军区首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判断，及时作出了反“扫荡”部署。日军指挥官发现自己的部队陷入了八路军的埋伏圈，一片慌乱，一部分日军被歼灭，残余日军向大汶口方向溃逃而去。
　　反“扫荡”战斗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我八路军官兵的斗志，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王芳部长在我军战斗总结会上说：“林洪洲及其‘特工小组’的情报准确、及时，为反“扫荡”的胜利立了大功！”
　
　　（七）
　　
　　营救战友是林洪洲及其“特工小组”的重要任务之一。林洪洲向笔者介绍了他们几次成功地从“虎口”救出战友的事迹。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武思平不幸被日寇逮捕，这个硬汉子在敌人面前什么也不说，只说自己是军区贸易局的采购员，来济南是为了采购文化学习用品，供机关、学校使用的。日特机关泺源公馆的高桥和机关长武山亲自审问，也没有结果，便决定将武思平交给特务郭同振和林洪洲看管。
　　面对落难的战友，林洪洲深感焦虑。他决意设法将武思平解救出去，就利用同武思平单独接触的机会，暗示武思平假借“指认八路军人员”为名，争取到外面去活动，从而寻机逃走。极为机敏的武思平心领神会，他通过日本特务郭同振取得高桥和武山的同意，出去“指认八路军人员”。武思平一出去，就如鱼归大海，转瞬间挤进人群中消失了，上了火车，回到了根据地。
　　大汶口梁庄乡伪乡长是地下党员。一次他到煤矿为八路军买炸药，被日寇查出逮捕，交由日寇特务张永顺看管。林洪洲的伙伴韩日生同特务张永顺相熟，便有意识地去与他接近周旋，找了个借口把这个地下党员放跑了。
　　在日寇的一次“扫荡”中，八路军泰山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高原被俘，受了酷刑，但他决不屈膝投降，命在旦夕。适逢林洪洲从大汶口来到泰安，看望青红帮师父张五爷张润生，在张五爷家，遇见青红帮师兄桂树生，这位师兄在日军泰安宪兵队当特务，知道高原处境极其危险。林洪洲便恳请师父张五爷设法营救。张五爷满口应允，并且当即运用他的影响力，让被捕的高原副部长从日军宪兵队长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林洪洲对笔者说，他和他的“特工小组”在营救战友的活动中，总是同敌人斗智斗谋，没有引起敌人对自己的怀疑，没有暴露自己而影响在敌人内部的立足。
　　
　　（八）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将要到来。纳粹德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命运。林洪洲和他的“特工小组”得到军区领导传达的党中央的指示，目前正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要做好大反攻的准备，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努力奋斗。军区领导给林洪洲等的具体任务是：将一批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品撒到日寇兵营去，带到它的高级指挥机关去；做争取伪军的工作，促使配合日军驻守大汶口铁路桥的伪军中队起义，将这支部队拉过来。
　　一时间，在侵华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部，在济南街头及大明湖等风景区，在泰安，在火车站、列车上及铁路沿线，在城镇和乡村，到处都是林洪洲和他的伙伴们散发的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传单。配合日寇守桥的一队伪军也在林洪洲等的策动下，举行起义，越过铁路和田野，进入我根据地。他们的正义行动受到了泰安八路军武工队的热烈欢迎。
　　激动人心的欢乐时刻终于来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就在这举世欢庆的时候，林洪洲接到军区领导的指示：“全部人员撤回到根据地去。”林洪洲说：“我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我受党组织指派，深入敌人内部，4年多来，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但是，同志们、家人以及众乡亲并不知道自己这些年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他说：“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见到了久别的父亲，他老泪纵横地说：‘儿啊！都说你是叛徒、汉奸、大特务，还听说济南等大城市里，到处都张贴了搜捕大汉奸林洪洲的通缉令哩！你是不是改名叫林洪洲了？’我宽慰父亲说：‘这些都不是真的。没关系，党知道我的一切。’父亲这才破涕为笑，感到放心了。”
　　经过上百里路的长途跋涉，林洪洲像游子回家似地回到了莱芜军区机关驻地，见到了王芳部长和军区首长。领导同志对林洪洲说：“你辛苦了！稍微休息一下，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九）
　　
　　济南解放了。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郭善堂，经常出现在济南市的大街上。他从回到根据地的那一天起，就已不再叫“林洪洲”，而将名字改回来叫“郭善堂”了。
　　全国大陆解放了。我国政府决定遣返因侵华战争而滞留在我国的日本人，其中包括原侵华日军人员，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侨民等。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科长，郭善堂奉命参加了遣返在华日本人的工作。这一批约200名日本人，集中在济南，组成短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有人认出了郭善堂：“哎呀！那不是林洪洲先生吗？原来林先生是共产党！”
　　在济南电灯厂当技工的伊藤，原来是侵华日军济南宪兵队的军曹。他在学习班上对同伴说：“这位郭科长原名林洪洲，是共产党派到济南（日军）宪兵队的，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他是解放军的科长，真了不起！”说得大家都乐了。郭善堂笑着说：“以前我和伊藤是朋友，今后希望我们成为真正的朋友。”
　　学习班结束后，我国有关部门给每一个被遣返的日本人发了崭新的衣服、被子和日用品。郭善堂及其他工作人员给他们送行时，许多日本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伊藤紧紧抱着郭善堂哭着说：“我们对不起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记旧怨，对我们这样宽大，太感激了！今后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做真正的朋友！”
　　现在，郭善堂同志享受解放军副军级待遇，离职休养。我们祝愿他晚年生活美满幸福，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