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触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杂文集《野火集》开始，我就特别喜欢她的作品，关注她的行止。她与我们是同龄人，只不过因历史的原因生长在海峡对岸。在与我们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和政治背景下接受教育。

因为她文风泼辣，敢讲话，讲实话，对一些社会顽疾和世俗陋习敢于仗义执言，一度被称为“龙卷风”，成为一个被各方褒贬不一的有争议人物。甚至某些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咒她，扬言要为她烧冥纸。她于是又有一辑文章，名之为《冥纸愈多愈好》。可见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连思维方式都那麽相近，语言暴力的方式也同出一辙。也可见龙应台的“愈挫愈奋”。

其实很多国人是很势利的。

就像武则天当政时没有几个人敢说“男尊女卑”，毛泽东推崇鲁迅就没人敢说《狂人日记》里的“吃人”说是把中国历史看成“黑暗”和血腥一片。而多年来因人立言和因人废言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对于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多次“路线斗争”和“政治风波”的人们，应该尤其了解“语言暴力”的杀伤力。

实际上，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获得的社会信息不同，对人生的价值取向不同，从而决定了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必然不同。这应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从大是大非上说，正常的君子之风应该是像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主张的那样：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拥护你说话的权力。从寻常百姓角度讲，我们不应该苛求李双双写出李清照的《声声慢》，或要求李清照赶出李双双的面条来。前者是见仁见智，后者是各得其所，各有各的抱持，各有各的活法。

我喜欢龙应台是因为从她犀利、睿智的文字里看到了她对家国的那种深沉的爱；对社会弱势群体那种深切的关切和怜惜：看到她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独持“偏见”，特立独行的道德勇气。

她曾经把台湾形容成是一个“生了梅毒的母亲”；她看到香港繁华背后的贫富悬殊问题，形容那座城市像一件爬满了虱子的华服；她在广州街头的小作坊里看到做苦工的少年冲动地想去抚摩他的头；她看到香港棚户区拾荒的老太太疲惫的身影，感叹：她这样的年纪本该鬓角插一朵鲜花，在家里享受含饴弄孙之乐``````。读到这些文字，我常常被她细腻、丰富的感情和殷切、温暖的人文关怀精神所打动。

她自己从贫苦的渔村走出来，但这样的经历使她对于“贫苦”更加敏感，而不是冷漠和麻木。这也许就是她首先在人格上优越于那些要为她“烧冥纸”的人们的地方。

她说：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但是，我是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辱吞声的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社会里，我拒绝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

她说：“敢说话”三个字，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称开放的社会里，为甚麽“敢说话”是一个特殊的美德？

她说：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她说：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的腐烂，你不会奇怪：“怎麽只谈我坏的半边肺？”

我觉得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这种“大爱”不是每个有能力的人都能作到的。

所以当马英九首次当选台北市长，马上飞到德国去请她回台做台北市文化局长。所以李敖马上预言她在任上一定会被气得哭鼻子。我想，这应该是体现了有见地，有智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认同吧。

多年来，唱颂歌的人已经太多了（我也唱过，还唱的挺投入），可是社会的进步更需要的是龙应台式的“病理学家”和敢于给她提供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的马英九。

最起码，她有发出她一家之言的声音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