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TR][TD][IMGA]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05/03/xin_2520404301118593212634.jpg[/IMGA][/TD][/TR][TR][TD][ALIGN=center]图为旧上海青帮大头目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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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杜月笙，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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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面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数万人。[/B]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B]在上海抗战中，与戴笠共同创建了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战[/B]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B]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后，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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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B]    香港沦陷后，杜月笙撤退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B]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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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试卷
刘兴雨

                                         

        有人说，人生是一本书，老年是他（它？）的封底，一本书读完了，何必在乎他（它？）的封底呢？这话刚听觉得有理，细品起来，就发现不对。中国人，尤其是有些影响的中国人，众人在回顾他（们？）的时候，常常只看一个点，而不是一条线。比如，人们看袁世凯，就记住了他当了83天皇帝，至于他其他种种好处或坏处就无暇顾及了。人常常在最关键的事上定格，那个造型将永不改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他们也许从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受到记性，对中国要“以华制华”。也就是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又不能是一般的官员或富翁，必须是过去当过首脑，有些威望的人。北洋军阀头目，便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意料。

        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因为他没有突出的政绩，也没有昭彰（明显、显著）的劣迹。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也出来充当说客，声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阅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并怒斥金曰：“你太浑。”金也反唇相讥地说：“老师才浑啦。”徐闻金出言不逊，不禁潸然泪下，伤心地说：“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言罢，拂袖上楼，并从此装病，闭门谢客。

        我们再来看吴佩孚。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要建立傀儡政权，看好一文一武两个人。文的是汪精卫，武的就是吴佩孚。汪精卫答应合作了，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逃到河内，但一直在日本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对汪精卫，他曾回过信：“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言外之意，你只要还在日本占领区，就别来烦我。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日本人代写并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意见”称：他已决定参与“和平运动”。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国议和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可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不久，吴佩孚意外地被饺子馅里的骨碴硌伤了牙，两腮红肿，疼痛难忍。于是，华北伪政权的军事首领齐燮元和一位担任特务机关长的少将带日本军医延长和护士匆匆赶来，对他进行治疗，短短十天，他就去世了，进在1939年12月4日。

        段祺瑞因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被鲁迅好一顿声讨（《记念刘和珍君》就因此而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伪政权。老段虽有亲日恶名，却未同异国入侵者接触过。倒是他的老友和部下有向个耐不住寂寞，当了汉奸。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迓（音：亚，迎接之意），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文句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后来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只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曹锟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懂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却在刘夫人的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驾（哈哈，这个字错得真可笑！）着慌忙溜走。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

        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B]：“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B]        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B]：“‘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B]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起身送客。

        在张离开北京之前，芳泽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张作霖非常气愤，拒绝在芳泽送来的文件上签字。1928年6月4日当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时，日军按动电钮，张作霖的蓝色铁甲车被炸得粉碎。

        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最迈出那可耻一步的人，而他们却坚守了人生的底线。这是怎么回事呢？

[B]        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人生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谁当了就会留下千古骂名，而他们守住了这个底线。[/B]

        孔子说，老年戒之在得（见《论语·季氏第十六》：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想得，得什么呢？得权力、得金钱、得美女、得名声。这些东西诱惑实在太大，想戒实在太难。尤其是权力，诱惑力更大。就像唱词中说的：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男人们整天争争斗斗打打杀杀，不就是为了一个权吗？有了权，也就有了钱，有了钱和权也就有了美女。无怪乎有些人已经卧床不起了，还惦记着权力，有些人已经病入膏肓了，还把权力不放。    

    上面提到的几位本来已多从权力的高峰退下，他们尝到过权力的甜头，就像吸大烟的人，对大烟有一种依赖。可他们面对日本人送上的“权力大烟”能断然拒绝，这需要多大的定力。他们心理清楚，这种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接受了，就是荣华富贵；拒绝了，可能就有生命之虞（忧虑之意）。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拒绝。

我们由此知道，[B]这世上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大是大非，那就是做人的底线![/B]